▲等待颁发的某届柏林电影节奖杯。（视觉中国 / 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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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期关注电影节的人，都会有这么一个共识：入围（相当程度上）靠实力，获奖（大多数情况下）看运气。

国际电影节上影片的获奖与否其实有着极大的偶然性，一些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因素会对评奖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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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｜王垚

责任编辑｜李慕琰

近年来中国内地迷影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，随着影院观影成为一种更为普及的日常文化活动，大量不再满足于院线观影的影迷开始关注国内外的电影节展。同时，随着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，国际电影节也不再仅仅是及至2000年代驻外媒体才能参与报道的“文化新闻”，而是成为了2010年代开始，国内媒体和影迷稍作努力就可以亲身参与的体验观察。对国际电影节的讨论也全面在豆瓣小组、微信群、短视频平台等场域展开。

不过，即便是参与变得更加容易，但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对大多数影迷还是比较神秘的。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电影节会跟评委签订保密协议，（在一定时间内）不能透露评奖细节；另一方面，奖项的归属又常常成为报道焦点和影迷的讨论热点。那么，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是如何评选出来的？这些奖项与一般的电影奖项有何不同？

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电影节和电影奖项的区别。通常情况下，电影节采用的是10人以内的小评审团，影片是入围制，竞赛单元内所有的影片都有资格参与所有奖项的评选。而电影奖项，如奥斯卡、金鸡奖、凯撒奖等，则是采用奖项的提名制，以行业协会为基础的众多评委的投票结果来颁发奖项，没有获得某个奖项提名的影片不会参与该奖项的评选。

换言之，IMDb（亚马逊创办的互联网影视资料库）和豆瓣等数据库网站上常见的“戛纳电影节金棕榈提名”，其实是个流传已久的谬误。因为戛纳电影节是入围制，所有入围主竞赛的影片都具备竞争金棕榈奖的资格，同时也具备竞争评审团大奖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的资格；如果按照金棕榈奖有“提名”的逻辑，那么每部主竞赛入围影片也同时获得了其他所有奖项的“提名”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是因为IMDb的数据库是以北美为中心的，以奥斯卡和各类行业协会（包括影评人协会）的年度奖项的提名制评奖方案为基础，这就造成了其对电影节系统的不适配；豆瓣电影数据库又是参照IMDb建立的，因此以讹传讹，造成今天从新闻报道到学术界的结构性错误。

也有一些电影节采用提名制的评奖方案，小评审团需要在电影节组委会的有限提名内做出选择，这会造成一些有趣的情况：如果评审团希望把奖项颁给提名之外的影片，按照章程则不能这样做。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单元、FIRST青年电影展等，都在历史上采用过这种评奖方案。另外一个特例则是和金马国际影展同时举办的金马奖，由复审进行奖项提名，但并非行业协会投票，而是由20人左右的终审评审团决定奖项归属。

一般而言，入围制加上小评审团的评奖方案，因为评审的个人趣味会更容易体现，经常产生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；而提名制加上行业投票的方案，则能比较好地反映行业大多数人的观点。所以长期关注电影节的人，都会有这么一个共识：入围（相当程度上）靠实力，获奖（大多数情况下）看运气。

电影节小评审团的评奖方式，经常是由评审团主席来决定的。电影节主席的个人风格也经常会影响到评奖结果。有些主席非常“民主”，在评审会上，会要求所有评委对每部入围影片先进行一轮发言，了解大家的观点再做讨论。有些主席则是“一言堂”，一定会设法把奖项发给自己想要的影片。

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，先由每个评委提出可以进入评奖讨论的影片（入围影片比较多的电影节，在最终评审会之前经常会再开一到两次会来进行筛选），其余影片就不再讨论，然后再从大奖开始，依次讨论每个奖项的归属。因此在电影节的奖项里，非表演类的奖项很可能并不对应质量，比如最佳导演奖或者最佳编剧奖，一般而言不是导演技法最出色或者剧作技巧最高的影片，而是在没能拿到大奖的情况下最适合拿到这个奖项的影片。通常来说，最佳影片、评审团大奖和最佳导演奖，一般而言就代表了评审团按顺序最认可的三部影片。

奖项的重要程度则体现在颁奖顺序上，通常越往后颁发的奖项越重要——即便奥斯卡也是如此，如最后四个奖项如今是：最佳导演、最佳男演员、最佳女演员及最佳影片。柏林电影节比较特殊的是在位列倒数第三的顺序颁发“评审团奖”，其前身是表彰电影中的创新精神的“阿尔弗雷德·鲍尔奖”，因为首任总监鲍尔的“历史问题”在2020年改名，因此在柏林电影节，最佳导演按重要程度只能位列第四。不过在戛纳电影节，评审团奖则是最先颁发，也就是最小的奖项。而近年戛纳电影节经常增设的“特别奖”，可以根据颁奖顺序来判断其重要程度。

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，电影《春树》斩获最佳导演与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，但也引起了人们对奖项评选的争议。（视觉中国 / 图）

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们通常来自不同的国家，在电影行业中的工作也不尽相同，有各自的品位，也有各自的利益相关方，评委们的性格、表达能力甚至语言能力，都会影响到评奖结果。总体而言，任何一个评委都会捍卫自己喜欢的影片，反对自己讨厌的影片，也会在评奖过程中采取交换策略。电影节小评审团的机制就决定了奖项只代表几位评委的共同意见，一定是符合程序的，也一定是大家最后协商的结果，评出的奖项未必符合大众审美，但程序公正一定是基本的前提。

在了解了评奖机制之后，还需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——电影节的主要功能并非评奖本身。电影节并非如一般影迷的认知而言是一个评奖活动，而是电影制片、发行、放映和国际交流的节点。顶级国际电影节的奖项确实是影片最好的宣传，能极大地提高影片的销售成绩，并为导演和片方获得未来更好的资源；即便仅仅是竞赛入围甚至非竞赛展映，也能为影片提高曝光度，并获得通向更多国际电影节甚至进入艺术电影市场的机会。由此，有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可以通过入围和获奖影片来进行政治参与，并影响世界电影的艺术方向。

媒体和影迷对电影节奖项的讨论，通常会有“更好的”和“更合适的”之辩。从电影节的角度来说，比起一部影片拿很多奖而言，更多的影片能够获奖（但不能太多）会更有利于电影生态，因此，也经常有电影节制定限制奖项数量的规则。如戛纳电影节就规定一部影片原则上只能获得一个奖项，只有评审团奖或编剧奖影片可以兼获表演奖；同时只能有一个奖项由两部影片并列获得。2013年斯皮尔伯格做主席的评审团将金棕榈颁给了影片《阿黛尔的生活》和两位主演（编者注：当届金棕榈奖由导演阿布戴·柯西胥与演员阿黛尔·艾克阿切波洛斯和蕾雅·赛杜共享），就是因为无法在获得金棕榈的同时再颁发演员奖——即便评审团认为当届最出色的女演员就是该片的两位主演。大多数评委都同意（至少是不反对）的影片很可能拿到大奖，而有一部分评委支持的影片，可能会根据情况获得其他的奖项——即便在这个奖项上该片不是入围影片中最出色的。

由此也不难看出，国际电影节上影片的获奖与否其实有着极大的偶然性，一些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因素会对评奖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。

电影节机制中的一种制衡因素则是各种“媒体场刊”上影评人的评分和独立于电影节官方的费比西影评人奖。虽然费比西奖的评审仅由3人组成，参加场刊评分也经常不超过10个影评人，但相较于非影迷的从业者而言，影评人受利益或人情影响更少，观片量通常更大，对影片的判断也多有电影史作为参照，相对而言可能更能反映影片的质量。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2018年戛纳电影节上，《燃烧》在《国际银幕》场刊创纪录地拿到3.8分（满分4分），却未获得任何官方奖项。影片在戛纳电影节结束后的国际巡回放映中获得了极好评价，并成为了年度、201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佳作。至于《燃烧》为什么没有获得官方奖项，据说是因为有评委因影片对女性角色的塑造而强烈反对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《燃烧》不出任何意外地获得了当届戛纳的费比西影评人奖。

在2018年戛纳电影节上，《燃烧》未获得任何官方奖项，但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当届费比西影评人奖。（资料图）

总结一下，影响到电影节奖项归属的因素着实有很多，既有小评审团制度的规则，又与评委们个人情况密切相关，还可能牵涉到主办国、主办方的需求，同时也会受到国际政治风向的影响。正是因为评审工作的保密原则，获奖能够带来的实际利益，使得评奖成为媒体和影迷热议的焦点。相较媒体和影迷中高口碑的影片获奖而言，一些在外界看来的“冷门”甚至“莫名其妙”的奖项，才会成为争议中心。

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数2009年戛纳电影节主席伊莎贝尔·于佩尔，据传她在那届评委会开会时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金棕榈发给《白丝带》，我们讨论下面的奖项吧。”而波兰斯基在1991年一口气把金棕榈、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全发给了《巴顿·芬克》，也是媒体和影迷津津乐道的“强势主席”例子。不过从影史的角度来看，《白丝带》堪称经典之作，并且寓言式地预言了近年右翼势力的崛起；《巴顿·芬克》也发掘了科恩兄弟这对杰出导演。不过，等到科恩兄弟出任戛纳电影节主席的时候，议题更强的《流浪的迪潘》胜过了明显艺术成就更高的《索尔之子》和《聂隐娘》，这显然是两人偏好类型片多过作者电影的体现。这一选择也经常被媒体和影迷评为“史上最差金棕榈”。

因此，其实大可不必对某个奖项患得患失或者耿耿于怀。其一是前文所述“入围靠实力”，入围到国际电影竞赛的影片，至少都有某种可看之处；对热爱电影艺术的影迷来说，影片得奖与否，只不过意味着先看到还是晚一点看到、容易看到还是需要多花点力气去寻找。其二，奖项只是一时一地的得失，后面还有更多的节展，有全球口碑以及电影史等更多评价维度。能够通过国际电影节的中转，看到你自己喜欢的、对你有启发的电影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（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）